引者注： 本文比较实际地发映了真实的马克思。

     17岁，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学习一年，从那时起形成一个习惯：花钱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，传记作者麦克莱伦说：“这是他一生的特点”。
　　后来他转学去柏林大学，五年中改了10次地址，消费了大量酒、咖啡和胡椒粉，并且“几次求债”。他父亲指责他“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700塔勒”，而“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500”。
　　24岁，他与母亲发生激烈争吵，从而被取消了一切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。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《莱茵报》主编，当时工资不详。但是《莱茵报》被查封后的第二年，《莱茵报》的股东们不计前嫌，给了马克思1000塔勒。
　　马克思与卢格拟定出版《德法年鉴》，作为杂志的副编辑他可以得到每年550塔勒的薪水。有了这个承诺他马上结婚。燕妮的母亲给了他们一些钱去度蜜月，他们把钱放在一个箱子里随身带着，一路看望了几个拮据的朋友，箱子就打开着放在桌子上，每个人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，不用说，钱很快告罄了——马克思有着令人惊奇的对金钱不在意的态度。《德法年鉴》只出了一期，卢格给了马克思几本杂志算是稿酬。
　　1845年在布鲁塞尔，马克思提前支付了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的稿酬1500法郎（后来出版商取消了这一出版协约），恩格斯等朋友又为他募集到近1000法郎，而且，恩格斯还把自己的《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》的版税给了马克思，这笔钱使马克思一家渡过了一段难得的“美好时光。”
　　到1847年，生存条件恶化，马克思不得不四处告贷，直到母亲给了他一笔继承财产的预付款：6000法郎。这可能相当于他前三年收入的总和。这笔钱马上就有了用场：马克思捐出相当一笔钱来创办《新莱茵报》，所有的设备和机器都是他个人的，尽管有了5000份的销量，但是报纸还是濒临破产。最后停刊的时候，马克思说自己一共贴进去7000塔勒。
　　马克思一家在伦敦的初期生活是异常悲惨的，因为交不上5英镑的欠款，燕妮和孩子被房东逐出。1852年似乎是最为糟糕的一年，2月份马克思甚至不能出门了，因为外衣进了当铺。连小女儿的丧葬费都是借来的。令传记作者疑惑的是，该年度各方捐赠给马克思的钱当有150英镑，在当时的生活水平中，150英镑对于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中等偏低的家庭来说应该是足够了。显然，马克思不善理财。
　　为《纽约论坛报》当记者后，马克思有了一份比较固定的收入，1853年是80英镑，1854年超过160英镑，此后一直断断续续到1863年，差不多每篇2美元，报社的编辑说马克思“是该报报酬最优厚的撰稿人之一”。但是他的家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，什么也剩不下。1856年，燕妮从苏格兰一个伯父那里继承了大约150英镑。母亲逝世使她继承了另外120英镑。所有的钱都用来还旧债、布置新房子。布置完之后，很典型地，马克思又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第一季度的房租了。嗯，从1857年开始，他们有了第二个仆人，三个女孩子的法语、意大利语、绘画和音乐都要私人授课，花费真的很大。
　　1861年，马克思去荷兰拜访姨夫，得到160英镑，4个月就花完了。1862年秋天，生活再度困顿，他甚至想到去铁路部门谋个职位，因为他那吓人的书法，几乎马上就被拒绝了。1863年1月，恩格斯借给他100英镑，夏天，又另外借到250英镑，好歹熬到这年的12月份，母亲去世了，马克思继承了大约1000英镑。1864年5月初，另一笔意外之财到来，朋友沃尔弗去世，留给马克思853英镑和值50英镑的东西。这两份遗产给了马克思相对舒适的环境，使他能够完成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的写作。当然，他再次花钱无度，安置新家和还债花了500英镑，而住的那种房子适合年收入500英镑的家庭。
　　恩格斯一直是马克思的“救星”，在50年代初期，他给马克思的钱超过了自己的花费，从1865年开始，恩格斯答应每年给马克思200-250英镑。而从1865年到1869年的通信来计算，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不少于1862英镑。
　　马克思参加过投机生意，60年代在美国赚了400多英镑。到了19世纪70年代，卷入一次“资本主义的冒险活动”，他打算参与一种新型的复写机的开发专利，结果与合作者发生争执，马克思在仲裁中失败。
　　
　　看《马克思传》，按顺序把他的收入、债务和投资情况整理一下。不知道是否有助于理解《资本论》。

      《马克思传》，戴维·麦克莱伦 / 2008-5-1 /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/ 王珍

好多人对我的名字好奇：姓“牛”不说，还叫“牛根生”，难道天生就是一个做牛奶的？

今天不少网友也谈到了姓与业的巧合，网友“正名”还追问：“您原本本名就是牛根生还是做了与牛有关的事业而改名的呢？”

我来到世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，经历了人生的第一场变迁。

1958年，我出生在呼和浩特郊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。父亲当点小官，任生产队的小队长。那时候用现金代公粮，父亲作为小队长得带头交，可是又没钱。怎么办呢？想来想去，就把办法落在卖孩子上。我是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，出生还不到一个月。父亲狠狠心，就把我卖了，价钱是50元人民币。那时候的50元不得了，一元钱相当于一块现大洋。城市每人每月有5块钱生活费就够了，农村则只需3元。

买我的养父姓牛，职业是养牛，从此，我便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“牛根生”这个名字是养父取的。由于养父养母自家未生孩子，期望通过抱养来栽根立后，所以给我取名“根生”。

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家庭：养父解放前被抓过壮丁，当过警察，在国民党逃离大陆前，阴差阳错，文档上给了他一个虚拟的头衔——警长；养母当过国民党高官的姨太太，在旧社会里就飞机上飞机下。这样两个特殊的人，处在那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，自然没有好果子吃。

解放战争期间，身为官太太的养母曾把自己的财产广为散发，一部分直接送人，一部分作了寄存，东寄存一点，西寄存一点。20世纪60年代，生活困难，养母领着我试图找回那些寄存的东西。人家不仅不认，还把我们母子俩轰了出去。过去的朋友，最终都反目成仇。没钱反而不会有这么多的仇人。你的我的，有钱没钱，河东河西，人情冷暖，在幼年时便给了我太深的体验，这是“体而知之”，不是“学而知之”。

文革期间，养父养母被拉去批斗，并被责令扫马路。母亲病重，扫不了马路，就由我替她扫。我那时也就八九岁的样子。怕同学们看见后取笑，我每天凌晨四点钟就起来替母亲扫大街。

即便这样，同学们还是知道了。我的噩梦随之来临。母亲挨批斗的时候，我就在一旁搀着，接受一阵又一阵唾骂……到了班里，不管男生女生，谁不高兴了都可以打我，有时甚至一群人围上来轮番打我，而我所能做的，就是蹲在墙角，抱紧脑袋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……多年后，有人问我：“为什么不还手呢？”我告诉他：不还手挨的打会少得多，一旦还手就可能没完没了地挨打！

我也不能总挨打呀。自己斗不过，就得想办法团结和发动别人。母亲给我一毛钱、两毛钱，我都和大家一起花，结果，大家都听我的话，时间长了，我让干啥就干啥，我让打谁就打谁。于是，我一步步成了“孩子王”，从此远近闻名。如果问我“财聚人散，财散人聚”的理念起自什么时候，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时候——当然，不是说那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完整的句式，而是说有了萌芽状态的理念。

我十四岁的时候，养母去世了；不满二十岁，养父也离开了我。孤独的我，挨过饿，受过冻，遭过打。那时候，我也申请过救济。没有党的关怀、社会各界的关照，我就没有今天。我对党的认识全是体会的，不是背会的。

养父死后，子承父业，我“顶班”进了养牛场。养父前前后后养牛、送奶38年，我到今年也与牛整整打了28年交道，父子两代人合起来，做“牛的事业”已有66年。

日月翻转，物去人非，抚今追昔，涕泪横生。惟养母嘱咐我的两句话终生难忘，一句是“要想知道，打个颠倒”，另一句是“吃亏是福，占便宜是祸”。